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依靠改革遏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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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农民工在非农产业的参与率，是保持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户籍改革和户籍人口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增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将明显放缓。据预测，从2011年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每年下降1%，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缓慢提高，这表明中国的总人力资本(总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将在同期以同样的速度下降，这已经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阻碍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的现有制度性障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发展要素市场。改革不仅要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还要使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消亡，为新企业的进入和创造创造必要的条件。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日前，在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研究所和天津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2015年金融战略年会”的主旨演讲时，他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发展应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目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放缓，这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动因素和内部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此，只有改革才能阻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四个因素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放缓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加强供给结构改革。中央政府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其中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发展。供应方结构改革、创新和发展应该在哪里得到体现？蔡？人们认为，在这一特定的新常态发展时期，应该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我们也看到，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关的一些非周期性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本文介绍了这些趋势，并推导出为什么结构性改革是供应方，以及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以改变这些因素的方向，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蔡？人们认为，有四个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下降。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一个是资源再配置的效率，即将闲置的资源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这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个是其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一步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效率。

对中国来说，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是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其中8%来自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劳动力已经从过剩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一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务工人员每年增加4%左右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旦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缓，这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就会减弱，事实上，这种速度已经放缓。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它与中国人口的变化有关。经过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明显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仅为19%左右。谁在不断退出农业？这是新毕业的人口，即从初中毕业到高中的16至19岁的学生。他们是每年农民工的主体。从常住人口和登记人口来看，16-19岁的农村人口在2014年达到高峰，自2015年以来一直呈负增长。在早期，年增长率约为4%。去年，农民工的增长率仅为1.3%，今年上半年仅为0.1%。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显著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

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并没有丧失。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20%后，将保持相对较快的下降速度，并且下降速度在10%之前不会平缓，因此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潜力仍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潜力是，现在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没有基本保险，没有基本公共服务，劳动力供给不稳定，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农民工对非农产业的参与率是保持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户籍改革和户籍人口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第一要素。

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力资本的缓慢增长。巴里。根据艾肯格林教授的研究，人力资本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就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目前，中国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开始放缓。为什么？根据中国国情，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现有劳动力。因为你年龄越大，你的教育水平越低，而新的劳动力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所以只要新的劳动力每年增加，整体人力资本就会不断提高。相反，如果新增劳动力的增长率放缓，甚至负增长，人力资本的改善可能会放缓。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增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也将明显放缓。据预测，从2011年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每年下降1%，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缓慢提高，这表明中国的总人力资本(总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将在同期以同样的速度下降，这已经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这不利于中国人力资本的未来发展。因此，为了防止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也为了防止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我们必须有远大的理想，采取非常措施迅速提高人力资本。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第三个因素是高投资率。归根结底，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个因素的投入超过了合理限度，破坏了与其他因素的合理比例，必然会降低其利用率和分配效率，导致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根据经济年鉴，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6%。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发现，这一水平是除中国以外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后，一方面，由于我们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我们采取了大量措施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这也导致了资本劳动力的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导致今天的投资率上升而不是下降。

投资率过高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和伴随的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的角度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有关，往往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领域和具有创新潜力的新兴企业产生投资挤出效应。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两步。一个步骤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改革股票，从需求方刺激到供应方结构改革，以降低杠杆并消除过剩产能。第二步是从机制和制度上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新的增长，否则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在某一阶段，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第四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受阻。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阶段，提高效率的源泉是“创造性破坏”。创造就是创造新的企业、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因为这些东西是新的，这意味着它们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对it而言，全要素生产率使其脱颖而出。因此，创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破坏也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破坏了生产率表现不佳的企业、产业和投资领域。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不是由人的意志转移的，而“创造”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含义是一些企业已经陷入停产和半停产状态，靠补贴生活。他们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他们不能再正常地使用这些资源，所以生产率极低，而且有些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本身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创造性破坏”的结合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我们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然而，存在一些阻碍创新的制度性障碍，新企业无法获得应有的支持。此外，由于就业、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保护，一些垄断企业不愿让它们死亡和退出，这阻碍了它们的毁灭进程，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阻碍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的现有制度性障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发展要素市场。改革不仅要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还要使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消亡，为新企业的进入和创造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且有更好的机会调到新的岗位。目前，没有这样的机制，全要素生产率将不可避免地放缓。

总的来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放缓主要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因素和内部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此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阻止这一趋势。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正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过程。根据该联合会的数据，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在截至2014年的过去三年中一直徘徊在零增长附近。中国与这个数字不谋而合，全要素生产率在现阶段已经放缓。然而，正如一些国际研究表明的那样，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与国家相关的特殊原因。因此，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独特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速因素，为供给方结构改革开出正确的药方。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供应方，但他们对供应方的概念与我自己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蔡？人们认为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的转折时期。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有很大的原因，这是由需求方面造成的，外部因素是周期性的。

“我们发现，过去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来自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因素，如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转移。如果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几乎所有传统的经济增长点都会受到影响。”

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的预测与现实是一致的，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来自于我们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称之为供应方问题，因为相对优势正在丧失，增长的源泉正在改变。这时，应该解决的是如何挖掘现有的人口红利因素，比如，农民工没有被完全转移，这是一种红利，因此有必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此外，资本回报率下降和高投资率是由一些制度性障碍造成的。因此，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竞争政策调整，并努力解决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是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更重要的是，基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多方面，其中很多都是由于现行制度的障碍，所以针对这些制度障碍的改革也是供给方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