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亚洲各国去产能去杠杆进程严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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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研究结果，今年亚洲经济将继续放缓，内外部风险将增加。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去产能和去杠杆化进程落后于发达国家。

2016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趋势仍难以遏制，亚洲经济体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将进一步加大，短期和长期风险都在上升，其严重性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5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说。

该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日在北京联合出版了《亚太蓝皮书:亚太发展报告》(2016年)。根据蓝皮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将在2015年继续下降，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第五年下降。

研究表明，在除印度以外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下行通道；增长率超过6%的国家只有印度、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相比，亚洲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李向阳分析称，2016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趋势仍难以遏制，短期和长期风险都在上升。其中，短期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全球贸易增长率继续下降

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一直高度依赖外部市场。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严重偏离战后多年的发展趋势(全球贸易增速一般为经济增速的2-3倍)，这使得贸易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报告，2015年全球商品贸易额按美元计算下降了13.8%，这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量)，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预计为2.6%。

根据蓝皮书，鉴于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全球主要国家的通缩趋势显而易见，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低迷难以逆转。2016年，全球贸易的下降趋势或低速增长趋势将继续。这对高度依赖外国经济的经济体影响最大，如新加坡、韩国、香港、中国和台湾。

美联储提高利率，债务风险增加

根据蓝皮书，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普遍意识到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防止金融危机，因此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5年底，亚洲国家累计外汇储备达到11万亿美元，是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0倍。这也是许多人否认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务风险的主要依据。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去能力和去杠杆化进程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此期间，尤其是2010年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就债务增长率和相对债务水平而言，亚洲新兴经济体都是最高的。蓝皮书上说。

李向阳表示，以私人债务/gdp指标为例，排名前五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韩国和泰国)。如果国际债务危机的第一阶段集中在美国，第二阶段集中在欧洲，那么危机的第三阶段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在新兴经济体。

Imf经济学家发现，有两个重要指标可以预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一个是信贷/gdp，另一个是实际汇率升值。例如，信贷/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每增加9个百分点。未来三年，主权违约、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概率将分别增加11.5%、9.4%和6.4%。

在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巴西等。都陷入了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根据蓝皮书，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否会步其后尘，取决于经常账户盈余能否保持，资本账户赤字(资本外流)能否得到遏制，以及强制降息是否会刺激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风险。

研究发现，尽管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债务热潮以企业债券为中心，并以本币为主，但美联储加息对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水平。

经济增长的跷跷板效应

蓝皮书称，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陷入一种跷跷板状态。这一现象在2015年成为现实。

2015年，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从2014年的1.4%升至1.9%(预期数字)，但这并没有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没有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引擎。相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正在放缓。李向阳认为，这种跷跷板效应的背后，一方面可能是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脱钩，另一方面，可能是持续了20多年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正在逆转。

根据蓝皮书，亚洲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经济改革的步伐。然而，蓝皮书也指出，在亚洲，各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差异很大。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以政府更迭为契机，但并非所有的政府更迭都能带来预期的改革目标。例如，斯里兰卡和缅甸在2015年完成了大选，但仍不确定它们能否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从亚洲国家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原有的发展模式，因此现在评价这些改革的最终效果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