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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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情，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迅速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 5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就“重读五四”接受了澎湃情报记者的采访 他说五四留给我们的更重要的遗产是创造像五四这样的各种观念、思潮和主义可以自由对话的兼容性、包容的思想生态和文化生态。 这种态度和这种生态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罕见的智慧奇观 周武个体照片 本图由周武提供 【对话】澎湃信息“新文化运动是北京上海共谋的结果”:学者一直在争论“北京和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 周武: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争议 以前被认为只有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中心，这个中心在北京，更具体地说是一所学校(北京大学)的刊(《新青年》)。 这种看法认为，《青年杂志》是在上海创刊的，但影响很小 《新青年》搬到北京才产生影响，新文化运动才随波逐流，发展成席卷全国的思想革命 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 单纯从量上统计，《青年杂志》创立之初的发行量不太事实，最初是每期000册左右 其鼎盛时期确实在北京，最高的发行量从1万5千册达到1万6千册 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些事情。 “新青年”在陈独秀、胡适执教北京大学后，实际上与上海的联系并未断绝。 那个部分搬到了北京，但它的印刷和发行还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发行。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北京还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的，为什么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能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最深刻的文化事物，到底是什么力量引起了这种变化？ 我认为取决于三个因素 《新青年》杂志的第一要素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 我们过去对这个港口的认识和理解非常片面 众所周知，近代上海是一个大码头，“中华第一码头”、“亚洲最大的商埠”，但基本上是从贸易、经济的角度来看的。 其实上海不仅是贸易、经济的码头，也是新知识、新思潮、新智慧的码头 概括地说，是新文化的码头 码头四通八达，上海不仅“与全国许多地区和重要城市密切相关”，而且与东亚世界和全球互联网整体密切相关。 上海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枢型城市，一个与世界相连，一个与广阔的内地相连，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在这种联系中尤为突出 这个通知是利用世界各地的网络、新知识、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最先定居上海，然后从上海逐渐传来的。 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如何席卷全国？ 这很重要，也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 第二个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文化气氛中，上海做了很多事件，成为了最大的新文化码头，但没有经过帝都的认证、支持 《青年杂志》在上海时影响不大，到北京后影响扩大了 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 因为北京是帝都，北京大学是北洋时代隶属教育部的唯一国立大学，地位非常特殊 “新青年”来到北京，由北大教授们执笔，“新青年”还是原来的人，但发言的位置和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北京自然有麦克风一样的功能。 因为在这里发言，声音容易被放大 上海是万商之海，市井喧闹，难以形成太强的声音 第三个因素是运动领袖的身份 新的思想运动、新的文化运动、其发起人、组织者的身份很重要 当时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学经验，之后聚集在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他们推进新文化运动，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很大 这背后实际上与清末民初历史的深层变动有关 让我举个例子。 你们理解了。 清末武进有个老师叫陆炕士(尔奎)。 道德的学问从小就比家乡受到重视。 很多人都是师礼的事，可以说“向国粹的妻子林子打招呼”。 在戊戌面前受雇于北洋等学堂的讲座，乡先生困惑地说:“陆某士夫也和年轻人周旋吗？ ’那时，我发现新学堂的讲师被轻视了 但是科举废除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学教师”逐渐成为“最有礼貌的排名” 这是知识权威的重建过程 至今为止的知识权威来自书院的地方，之后逐渐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也就是大学。 民国时期，是否在外国逗留、是否有在外国逗留经验的大学教授，境遇和影响大不相同 概括地说，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三个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没有中心口岸的巨大网络，新文化运动就不能在短期内席卷全国，如果没有帝都政治文化的支持和认证，新文化就很难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没有留洋大学教授身份的金字招牌，新文化得不到领导全国青年的号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合起来说，从比分来说我觉得更有趣。 上海和北京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魔都，一个是帝都。 一个以“社会”(工商)为中心，另一个以政治为中心 根据类型的不同中心点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响也大不相同 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清末民初很少分开 说到新文化运动，“新青年”部搬到北京后，与上海的联系依然非常紧密，北京与上海的联系也非常紧密 新文化运动期间，主办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两套丛书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编撰的《世界丛书》，梁启超共学社编撰的《共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 另外，《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也在上海出版 上海在清末民初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新文化理念、读物利用这种网络迅速流传 所以，我说如果没有上海的参加，新文化不太容易运动。 比起讨论北京、上海哪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是北京上海共谋的结果 《新潮》杂志澎湃情报:你如何评价上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周武:大家都知道五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无论是广义五四还是狭义五四，上海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说到广义的五四，上海可以说是“五四之源” 19世纪末上海已经是“新学枢纽之所”，是新知新学引进、生产和传达的重镇 到了五季度，上海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周策纵的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年至1921年，全国新出版的报纸达1000多种，五四运动后半年，中国新创刊的白话文刊物达400多种，“现代知识和生活几乎所有重要方面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周评论”、“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 这些新期刊除了《每周评论》、《新潮》、《国民》三种在北京出版外，剩下的八种都在上海出版发行。 在新的思潮中，许多旧杂志和报纸也开始陆续改版，“顺应世界潮流”，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女性杂志”、“学生杂志”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等 另一家报纸打开专栏，增加副刊，比如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取消了《国民八卦》和《民国八卦》两个副刊，推出了《自觉》副刊，推广介绍新思潮，深受网民欢迎。 与此同时，新书和翻译着作的出版倍增，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出版了407种，1905年出版了552种，1919年出版了602种，到1920年激增到1284种 当时全国至少有48家出版社竞争出版中文和西语书，其中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 与此相对应，纸的进口从1918年到1921年几乎翻了一番 这些大量的新文化出版物通过上海无远弗届的发行和传递网络迅速普及到全国各地，新的文化运动从最初的校园实验转变成了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 说到狭义的五四，五四本来只是北京大学、北高师等13所学校学生组织的巴黎与“强权胜利公理”进行对比的抗议运动 5月7日，上海各界有2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六三”以后，上海进一步进行“三罢工”运动，五四是学生运动扩大到工人、商人及社会各界，运动中心也从北京移动到上海，全国22 没有上海的介入，五四运动断不能形成那么大的势头，断不能那么快从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变为席卷全国的救亡运动和启蒙运动。 根据上海学联发表的《呼吁工商界同胞的书》，“学生联合会对这次的救国运动，奋发图强，但决不敢工作。” 什么也？ 学生停课半个月，政府也不忽视，越来越严格 商界离市不到一天，但在北京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 工业界罢工不到5天，曹、章、陆……是已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执行的责任，其实是我们商界的同胞 ”也是在这场澎湃的运动中，青年学生开始航海，用当时的话称之为“青春之我”，造就了“青春之国，青春之民族” 信息: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运动在上海留下了那些红色的成果吗？ 周武: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深刻影响中国后历史的“俄罗斯转变”。 到目前为止是“揖美追欧”。 后来，我开始“以俄罗斯为师”。 “新青年”不仅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特辑号”的诞生。 《新青年》不仅谈论马克思主义，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新出版物也在增加。 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客们展开了斗争 从“揖美追欧”到“以俄罗斯为师”的转变，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立和红色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创立当初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可以委托和委托的是推广 因此，中国共产党发起集团成立之初，致力于构筑独自的推广运营商和网络的转发 1920年8月《劳动界》周刊创刊，成立新青年社，具体负责党刊及相关书籍的印刷和发行事务。 9月，将《新青年》(自第8卷第1期起)变更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11月7日秘密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出资上海辛斐德路成裕里第7号(现在复兴中路221取得12号)成立了新印刷工厂 计划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立即创办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期发表《人民出版社通知》，发表《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及其他相关翻译的着作。 这些努力都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自觉 这是一面 另一方面，创立当初的中国共产党毕竟势力薄弱，只有自己的力量推广“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比较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没有逮捕力量 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开始，就意识到必须在“征用”和什么样的思想舆论界利用市场和势头广泛的书局和报纸及其传达网络，推广的比较有效性和影响很大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发起集团成立后，除了创办自己的党刊和出版机构外，还更自觉地利用上海丰沛的出版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辟道路，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馆、群益书社、上海伊思图书企业、。 在这些“征用”的书局中，商业规模最大、资本最强、人才最集中、印刷技术最完善、发行互联网最健全，因此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力量。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22年，即共创期，传递商业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种 这些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和利益》二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书，其中经典，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是《马克思学说最简洁准确的读本》 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罗斯”的著作，如龚秋白的《新俄罗斯游记》。 除了这些书籍之外，商务期刊，例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女性杂志》等也刊登了很多传达马克思主义的复印件。 但是，与同期商务的出版总量相比，这些书籍和复印件只占极少的比例，商务出版这些书籍并不偏向马克思主义，但商务不到4年就出版了20种传达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中共自建的人民出版社也同时期只出版了16种，比商务少4种，小册子多 对此，说生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达的重镇也不为过 当然，这只是一个来源。 大革命后，由于对时局和现状的极度不满，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转向俄罗斯寻求精神引导。 据林语堂的注意，他发现青年中国已经“红了”。 在1930年9月11日出版的《小评论》中，他写道。 “现在去(上海)福州路的新书店就行了”。 把最近两年翻译的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列入名单，哈佛和哥哥的俄罗斯文学教授可能会出汗……因为俄罗斯已经征服了青年中国，青年中国已经属于俄罗斯了。 如果你认为今天青年学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和1919年的“五四”期或1927年民族主义的“大革命”期一样，那你一定错了 青年中国在国民革命后这三年变红了 “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五四五个单位，大革命以后，“赤潮”不仅在上海的多元文化中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存在，而且开始向全国展现燎原之势。 “兼容性和包的思想生态是五四重要遗产”的澎湃信息:你怎么理解和总结“五四遗产”？ 周武:五四给我们留下的更重要的遗产不是五四新青年提出的具体主张，他们确立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在信方解决”的“评价态度”使各种观念、思潮、主义的自由对话交战、包容 这种态度和这种生态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罕见的智慧奇观 我们回到五四现场后，短期内，数百家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新潮”，有“学衡”，有“国故”。 民主主义、科学、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际论、社会改良主义、杜里舒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伯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 还有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如施蒂娜的“无政府个体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库尔布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互助论”(或“互助主义”)、武者小路笃实的“互助主义” 伯恩斯坦等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各有粉丝，各有市场，“暂时的学说各种各样，意见不一致，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 相应地，各种社区相继成立，仅五四运动一年后成立的进步社区就有400个 这些社区以探索社会改造的真理为己任，以“昌明学艺”为宗旨，以发扬国粹为目标，进行学术活动或创设学术刊物，另一方面创造学术研究所需的精神气氛，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极为罕见，所以我称之为“智力奇观”。 五四这一“智力奇观”的形成，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很大关系 单纯从学术上说，蔡元培当时当然不是一流的，但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性和包容主义，以及把这种主义落到现实中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正是这种“兼容性和包容主义”孕育了五四，造就了五四。 当时的北大教师中不仅有陈独秀，也有与“新青年”提出的观念对峙的人物。 梁漱溟、罪鸿铭、刘师培、“章门弟子”黄侃等。 学子中也有很多人醉心于胡斯年、罗家伦，还有老学校 这种多样性并存的思想生态和文化生态才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在我们缓和历史视野，将眼球转移到北京之外的情况下，五四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当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文化事情，不仅仅是一校一刊，也是杂志和几个社区周围聚集的“新青年”的呼唤。 过去我们只关注“新青年”，关注“新潮”，但这是不够的。 这包括许多知识精英的努力，如学衡派和《学衡》杂志、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梁启超及其讲学社。 在这里，我想简单谈谈过去五四不太关注的中国科学社的努力。 《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原来是留美学生的社团，他们创办的杂志是《科学》，这本杂志至今还在出版 创办于1915年，几乎与《青年杂志》创刊 《科学》杂志把在欧美留学的青年精英全部聚集到自己的麾下，其作者大多并不是后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精英，而是通过“科学”，许多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陆续进口到中国。 随着他们陆续回国，进入大学教书和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科学逐渐学科化，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就这样逐步确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国化学学会等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开始陆续成立，这些学会部与欧美相关的学术界密切相关，也是国际学术部的团体会员 这些科技精英和专业学术团体使中国现代科学开始融入世界，最后成为改变中国的最重要力量。 那个真正的开端是五四。 所以，我说五四不是单声独鸣，而是大家的声音很吵闹。 不是独奏，是交响乐 其中有“新青年”之声、学衡派之声、梁启超和讲学社之声、林纾之声、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出版业的介入，各种思想、思潮、主义相互激荡才引起了Peimo时代的大潮。 所以，说到五四，我认为更重要的不是那几个观念，而是来自不同声音的兼容性和包的思想生态。 五四还有一个重要遗产。 过去没怎么说话。 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到。 五四促进了思想场域和学术社会重心的转移，即从科举场馆向现代大学的转移。 曾经，思想场域和学术社会的中心位于科举场馆，在京都师大堂等大学成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太大变化，去新式大学教书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不是光荣的事件 到了五四，蔡元培改造了旧北大，北大成为各路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大学由此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和科学渊薮和制造知识权威和思想权威的最重要场所。 这是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方向的权力转移 这个转移由五四推进，五四时期的北大向中国展示了现代大学的真实面貌，为中国现代大学做了标杆 此后，许多现代大学相继成立，确立了中国现代大学体系 我还想强调五四是多元的，多元的五四又为中国现代的转变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我们以前谈的是五四和中国的“俄罗斯转向”，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当然是五四的方向 没有五四，没有五四的时代势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那么快形成燎原之势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方向。 五四与国民党改造的关系。 正是五四推动了中国国民党的改造。 这个问题非常巨大，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 如果我们从结局而不是从结局开始，就会看到五四的多元和多元的五四，以及它提供给中国的很多可能性。 现在学术界关于五四研究的成果非常多，也有优秀的作品 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第一，现有的五四论述大多集中在“观念的五四”，集中在“一校一刊”，集中在“新青年”一系。 其实，五四遗产、五四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新青年提出的民主、科学、个人、社会、救济、启蒙等观念。 简单地从这些观念来说，民主主义、科学、个人、社会、救亡、启蒙不是到了五四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青年杂志》说的东西，提倡的东西，在《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一点杂志说话，提倡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杂志》(《新青年》)很少超过前人。 我们要谈论五四，不要只关注观念上的五四，而要关注文化生态和思想生态五四 第二，现有的五四论述大多集中于其启蒙主题，但很少追究启蒙如何可能 其实，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校园实验，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最深的文化事情，到底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问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开始新文化校园实验的人，他们的著作和文案，他们的思想成果，是通过什么途径发表的？ 谁参与了他们新思想的传达过程？ 这包括很多复杂的问题吗，包括传达路线、传达过程、传达效果、新句子与最初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如果这个过程最初是由新语句发起者自己拥有的渠道，那个问题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20世纪20年代传递新文化最有力量的不是《新青年》和《新潮》杂志，而是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上海出版社 那么，出版界为什么想参加新文化的传达呢？ 他们参与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的传递不一定是认可新文化运动，更重要的是市场的考虑 他们看到了新文化的市场潜力，通过他们的动员组织方法、文化生产方法，将新文化转变为“外来、流行”的商品，并通过他们无边的发行互联网扩散到全国范围，受益匪浅。 出版社群走向新文化的过程，即新文化运动通过校园实验席卷全国的过程 没有出版社的介入，很难想象新青年的一拳一拳地呼喊，新文化在短期内波涛汹涌 因此，研究五四不仅要研究启蒙，还必须研究“启蒙的商业”。 只有这样，才能更完美地表现多变量的五四和多方面的五四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