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我与父亲金仲华在一起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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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金立诚(金仲华长子，离休干部)我1931年农历2月3日出生于上海，当时住在北四川路馀庆坊。 祖父给我取名绍芬，上学改名兆丰，中学时阿姨金端苓又给我改名立诚。 我多次问过家乡的老佣人沈母。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抱着我对周围的人说。 是个男孩。 自从我有了记忆，我们家就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吕班路(现重庆南路)万宜坊，在大的一面得到居民的住宅，是同样形式的两层楼。 楼下是客厅，二楼是卧室，还模糊地记得房间的样子 我们隔壁的房子现在是“指挥纪念馆” 20世纪40年代，金仲华和儿子金立诚在上海虹口家上海港拍摄的小时候，上幼儿园，上小学从万宜坊出来，右转通过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的树荫路上学。 我的读书成绩大致在中下，放学后在小巷里玩，最喜欢和伙伴们踢小橡皮球，这为我中学时代的足球奠定了基础。 我小时候没有父亲的印象，平时只是妈妈照顾我和妹妹立敏，立敏还很小 每隔一会儿，阿姨陈士杰(字慕良，家人叫他陈慕良，妈妈叫他慕良哥)一来看我们，妈妈就叫我到桌子边来。 陈慕良对我的学业和表现大体不满意，他没笑过，都露出不高兴的神色 1939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和立敏从上海乘船去香港看望父亲，住在湾仔活道。 离星岛日报社不远的“唐楼”的顶层。 住了一两个月左右回上海，对父亲没什么印象 我记得旅行中丢了行李。 爸爸抱怨过妈妈做不到。 他为我在香港的报纸上读了学校，但不擅长粤语，新生被同学欺负了 有一次作业做得不好，被老师罚了藤本打了屁股 因为几个原因我不想去学校，所以回了上海。 1932年金仲华抱着儿子金立诚在上海馀庆坊寓居拍摄后不久，父亲委托上海开放书店的孙明心先生，又带我去了香港 房子搬到了跑马地峡道15号5楼。 环境很好，后面有一座大山。 从前面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赛马场。 我编入岭英中学附上三年级，大约一个月左右，语言逐渐精通，与同学们的相处也变好了，国文写作成绩还多次受到老师的好评，至今为止基本上已经融入了香港的学校生活。 父亲在星岛日报社工作，每天下午去报馆，天亮后回家 餐桌上有很多白粥和他喜欢的菜，他吃完休息，睡到中午再起床，我们去学校，平时不怎么看。 父亲答应星期天带我们去海边游泳，我和立勤很高兴，所以先在家把头埋在脸盆里的水里屏住呼吸。 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阿姨、我和妹妹坐出租车去浅水湾海滩玩了一整天 家里请有两个女仆。 都是广东顺德人，阿翠老了，专门买菜做饭。 阿芳年纪轻轻，接送我们上学，做其他家务 香港沦陷，家人桂林重逢的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们照常上学，教室里突然听到外面的警报声，不久就听到了爆炸声。 老师和同学都站起来上课了，校园里已经有很多人，家长也有学生，阿芳来和我上班，香港也知道会打仗，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国珍珠港，香港启德机场也炸毁了。 一回到家，气氛突然有点不同，房间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没有像往常一样收拾好 父亲已经起床了，他一出去就买了一把大铁盒梳子打饼干，还买了炼乳罐头、沙丁鱼罐头等食物。 学校停课，为了不被空袭，政府宣布实行“灯火管制”，晚上不得开灯。 除了蜡烛的照明，窗帘也要拉上。 日军越过边界向南进攻，3天内占领整个九龙半岛，与港岛守军隔海对峙 几天前，我们继续听到轰鸣声，九龙陷落后反而平静下来了 我们家后面的山上有英军炮兵阵地，日军经常开炮，五楼能清楚听到子弹的轰鸣声，然后“轰鸣声”好像在后面爆炸。 万一低一点，那不是打在我们头上吗？ 1947年，金仲华和孩子们陆续搬进了上海溧阳路的房子，我们也搬进来了，父亲扔了很多东西，我看到满地的衣服，很遗憾 外国书店编辑的世界大地图比词典还厚，是父亲在旧书店买的，是一本画得细致，对研究国际形势，制作地图非常有用的工具书，父亲非常喜欢。 即使现在不拿，也不想丢 最后阿姨和我齐心协力藏在门窗顶上，我以为战后可能会回来 还有父亲给祖母买的英国白瓷金花餐具。 大小很多餐具是祖母最喜欢的东西。 祖母擅长做饭，在家请客时自己做饭，用这个餐具盛菜，为宴会增光添彩。 这个时候也不得不破碎 日军加剧了对港岛的攻击，局势危急，父亲躲起来了 崔西给他送了东西，带回了他的消息 我可以和祖母、阿姨、上班四个人搬到赛马场朋友家的工人房间，只放一张床。 阿芳跟着我们 经常有空袭警报，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 后来，我住在防空洞里 我们在通道的两侧沿着墙边铺上毯子，家人睡在地上 我不能煮饭。 几乎总是吃饼干，在两片饼干之间加入炼乳。 香港之战曾经被称为“十八天的战争” 圣诞节前夕，香港州长宣布投降，并收到战争结束的消息 大家收拾行李离开防空洞，我仰望天空，感到很明亮。 沦陷期间，物价高涨，物资不足，大家只能节食，我们每天都吃西红柿菠菜豆腐。 那时，父亲从香港撤退，收到了到达内地桂林的消息 他还教阿姨如果有生活上的困难就找胡好。 有一天，阿姨带着我去虎豹别墅求胡好，找他的人不少，有些他拒绝见面，但来见我们——阿姨和金仲华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给阿姨送了一盒万金油，阿姨和好朋友夏慈租了一家小商店卖万金油 开店的那天我去看了。 顾客好像很少 1942年3~4月，香港沦陷4个月，与周围隔绝的交通逐渐恢复，听说有人回到了内地 阿姨带着我和立勤，另一位“董太太”，一位带湖南口音的中年女性，一行四人坐“××丸”的轮船从香港去广州湾(现广东湛江)。 船通过澳门停泊，没有码头，只有一座跳板般的木桥，我们刚过桥爬上沙地，路边拉出一个身体抓住董先生裹在胳膊上的毛衣，董先生不放手，踉跄了几步，对方 毛衣没有被抢，董先生把毛衣换成右手，在路边抓住董先生左手腕的金表，拉着表链抢走了 那时，我们后面的男性乘客看到义勇，马上追上，快跑，抢表的人扔掉了表，这名男性乘客跑到路边找到了表还给董先生。 这个男人和我们一起走在海边，吓了一跳。 大家都回船上了。 船到了广州湾，休息一会儿，换乘篮子 我上班和坐一个人，阿姨和董先生各坐一个，整个轿厢室都有其他乘客。 从湛江出发，经过广东遂溪、廉江前往广西陆川、玉林，在昼行夜宿步行5天后，从玉林到达桂林，与父亲再会 祖母一个人离开香港回上海，与母亲立敏从沦陷的上海领到桂林，老小平安，一家终于团聚了 桂林告急，到重庆避难，我们住在桂林丽泽门外丽君路信义十字路口，住在全木结构的两层楼。 我们这一天住在六七户。 楼下是茅盾夫妇和开放书店的陆联棠一家。 我们住的二楼有邵琪麟和葛琴一家、宋云彬一家和书店老板夫妇。 中央有天花板，周围有多个房间 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有大水槽，有人打水卖 没有电灯，晚上用灯草泡点燃油开灯 厕所是公共的，离我们家100米 1942年至1943年，毕业于桂林中山小学 当时这是所有私立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学生中有高官名人的孩子，所以我的同学有张发奎的儿子张威立、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德、田汉的女儿田玛丽(后来改名为田野)等。 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每当敌机向广西飞来时，市内几个山顶上建的木棒，举起灯笼，大家照常上课。 敌机进入广西向桂林方向飞来，两盏灯笼升起，学校马上放学后大家回家。 敌机接近桂林上空时，灯笼全部下降，“紧急警报”响起，大家躲进防空洞，有时听到高射炮的“轰鸣” 每天晴云少的好天气，往往是日机来袭的时候 我们很高兴，空袭放学回家。 “警报解除”后也不用回学校，可以去玩。 直到1942年6月，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来到桂林后，日机不再打扰 1942年春金仲华的母亲黄富莲清(左)，亲妹妹金端苓和子女金立诚，金立勤1943年秋，我考上了桂林德智中学一年级。 这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干的，在郊外的甲山村，学生都住在学校，通过了半军事化管理。 父亲很高兴，为我买件棉大衣御寒，星期一回学校的时候，还带来了饼干等点心。 我违反了校规，只在一学期就被“除名”了。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叫我不要去学校，在家帮忙工作，每天买蔬菜交给祖母。 祖母脚小，能干，管家做饭最靠她。 爸爸和妈妈好像很少在一起，不怎么说话，也没一起出去 祖母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去书房和父亲在灯下说话，表情僵硬 1944年，父亲搬到广西日报社旁边的酒店房间住。 原来他卧室的床搬走了，放了几张桌子，经常有三四个人坐在那里看资料。 其中有俞励挺(沙溪)、陈雁如(南洋华侨)、邬侣梅(女，香港中国信息学院毕业生) 对日军湘桂发动攻击，桂林急迫，又要逃过难关 我家分成三条路，目的地是逃到当时的陪都重庆。 阿姨和祖母带着上班，乘坐美国情报处撤退员工和家人的列车先去，妈妈请我带着立敏去陈雁如保，我和父亲最后去了。 我去父亲住的酒店房间，桌子上散落着稿纸，床上有几件衣服。 父亲收拾东西，突然拿着一支没有笔的派克钢笔，用力往墙上扔 我们到了车站，站台和铁路都是人，我们找了能坐的车，突然发现了空车，还是卧铺，很高兴，爬上去，整个车只有我们俩。 车慢慢开，我困得倒栽葱地睡着了 半夜父亲叫醒了我，在朦胧中从车的另一端传来了人声。 原来这辆车是给军人用的。 在里面寻找，遇见吴启彦和未婚妻张申怡(剧宣四队演员)，他们俩坐在平板的车上，上面有子弹，子弹上坐满了避难者，他们挤出了一些地方，把我们拉上来。 车走着停了下来，晚上睡觉了。 父亲紧紧地抱着我，不让我下车。 他说我的头快要钻进子弹里了，太重了 白天，吴启彦唱给张申怡听。 我们经过风餐住宿一周才到达柳州 我们住在龙城中学，学校停课度假，已经有剧宣四队和新中国剧团等文化艺术界的人住在那里。 父亲有事回桂林，委托我临时照顾吴启彦，他带我去柳州附近的大桥镇军人训练团野营住了一周。 我们继续从柳州向后方撤退，乘坐武装敞篷车去宜山，坐在货物顶上，坐在一起的是几个护卫的美国士兵，其中一个拿出手枪，朝路边的山玩。 到了宜山，坐“黄鱼车”(卡车司机驾驶室的空位带客)去金城江。 金城江是广西到贵州的交通运输枢纽，我们拿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乘客多，拥挤，山路弯弯曲曲，路颠簸，第一次坐这辆车，不由得呕吐。 父亲用赶紧戴上的搪瓷嘴杯子接住，倒出了车窗外 这个小嘴杯很有用，中途吃饭喝水也用它，如果有人中途卖饭，就用嘴杯装饭，再把肉放在上面送饭。 十元的法币。 平安到达贵阳后，我们住在开放书店贵阳分店院内的平房里，经理姓章，夫妇都是绍兴人。 院子里总是从旁边飘来淡淡的鸦片烟的香味 店里养了一只大狼狗，我和父亲一起晚上回家，狗就叫，用威胁的口气骂，它就不叫了。 父亲笑着说:“牛肉干起作用了。 “妈妈和立敏也去贵阳，住在第二个阿姨安排的民居阁楼里，可以搭梯子爬。 父亲叫我寄钱给妈妈。 父母避难离开桂林前“协商分居”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有一次偶然在父亲的桌子抽屉里看到了这个《协议书》。 后面公证人的名字里有范洗人。 我们在贵阳住了大约两个月，日军攻占独山，接近都匀，我们离开贵阳坐长途汽车去重庆。 战时，汽车没有汽油就烧木炭。 驾驶室旁边有一个大锅炉，每次上坡时司机的助手下车使劲挥动下边的手送风，车慢慢爬行，后轮下面铺上三角形的树，防止车向后滑落。 沿途的儿子烽，遵义，娄山关，拐过崎岖有名的七十二路，我没有呕吐。 我还看了沿途的风景。 阿姨先去重庆，在临江门临江路租房子，我和祖母、立勤住在一起 父亲去重庆的美国情报所工作，住在两个十字路口附近。 妈妈和立敏也来重庆，住在上清寺附近，在邮政总局工作的阿姨家，父亲后来叫妈妈寄钱来。 我和立勤，立敏上了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育才学校。 校长是陶行知先生 登记的时候我没有照片。 老师找了绘画小组的同学，当场给我画了速记。 这个同学叫伍必端，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 我先在普通小组上初中二年级的课，然后转到自然科学小组。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暑假去看了城市。 街上是人，也有面带笑容，放鞭炮的人。 同年年底，美国情报处搬到上海，包船，运送员工和家人，沿着长江直达上海 阿姨，祖母，还有立勤，立敏一家一起占有船舱。 清晨经过三峡，我特意站在船舱旁边看 我们的船沿路停泊在忠州、万县、长江中下游一点地方，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上岸转一圈。 父亲自己坐飞机从重庆直达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赛马场路阿姨陈士杰家，父亲住在八仙桥青年会。 不久，美国情报处收到了虹口狄思威路(现溧阳路)原日本华侨居住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 每个员工可以有一栋，但只有一栋父亲和阿姨，祖母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搬家的时候，原来的日本主人还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上船的时候，他和我们当时的避难一样，没有扔掉家具、生活用具、大米、糖等。 旁边有日本人，想搬钢琴，但被新主人制止，接受了。 房子下面是客餐厅，我们住在二楼 父亲一个人住在三楼的卧室兼书房里，有桌子、书架和一个大资料箱，里面装满了剪报、读书记和卡片 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他多年来一直睡在沙发上 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英语打字机，他认真地教我录用 1956年夏天，金仲华(左)、母亲黄富莲清和儿子金立诚在上海瑞华公寓于1946年春天入学圣约翰大学读书，但因违反校规被“除名”。 同年，我又上了沪江大学，对语文、英语和化学感兴趣，成绩也好，志愿成为工程师 中学毕业后进入该校高中 中部在圆明园路的大楼上课。 放学后，我经常去福州路汉密尔顿大楼二楼的美国情报所父亲的办公室玩。 他在临街的房间里，窗边放着两张大桌子，对面坐着柳无垢(柳亚子的女儿)。 我们叫她柳阿姨，经常和父亲一起吃午饭，有时我也一起去。 外面有一所大房子，坐了几个职员，还有张可(王元化的夫人)。 母亲也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个人住在襄阳北路66做的小亭子之间，父亲叫我寄钱来。 立敏上的小学就在附近，寄宿在那里。 周末我来接妈妈，回虹口家。 一天傍晚，父亲叫我给一个叫黄巷的人写信。 我按了地址敲门。 对方看了信，把好像是厚厚的原稿还给我了。 我放在内衣口袋里还给了父亲。 他高兴地说:“有用了！ ”。 我上的沪江附中是教会学校，重视英语。 除了中文课是中文书以外，剩下的课都用英语原版，所以可以查词典把复印件弄清楚，再做习题 这个时期，我英语进步很快，有时给父亲读给他听，他很满意。 同学们服装很漂亮，我把鞋擦干净。 父亲给我擦他的黑、黄鞋。 我很高兴。 另外，涂完油后，不用布而用刷子的话，就可以把鞋擦得锃亮。 爸爸的朋友很多，这个时候他经常提到见面，有“世界知识”部的冯宾符、王德鹏等。 王昆仑、曹孟君、谭蒂吾、蒋燕、徐淡庐。 还有交往多年的刘思慕、刘尊棋等 他处理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回来好像喝醉了。 我和祖母上楼进屋。 他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说:“你爸爸真辛苦啊。 ”。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祖母对我说:“喝酒吐真言啊！ ”。 1948年，内战全面展开，时局越来越紧张 有一天，父亲突然回家来取简单的行李，小声地和祖母告别去了，后来知道他到了香港 到目前为止，美国朋友建议他去美国，但他不接受 同年年底，我和立敏、祖母离开上海去香港，经由台湾停在基隆，表哥江仲仁从台北来码头看我们。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教授，在学校先移居台湾，全家移居美国 我表哥黄景昭是个非常疼爱祖母的孙女，总是想念他，殊不知在上海分手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我在基隆码头的水果店买了一个大西瓜带去香港，大家吃了都很称赞。 我们住在九龙伟晴街。 我住在简陋的二楼。 前后被隔在二楼。 父亲以前住在阳台上。 我和祖母、立勤、立敏一起住在后面的房间里。 请叫女仆，晚上在帆布床上睡厨房。 我是香岛中学的编入高中，这是所有名字的“左派”学校，父母们的颜色很浓，立勤、立敏也在香岛学习。 有一天，父亲外出了，正好有人来访，我开门见到了一个大男人。 自我介绍叫黄绍竑。 我想见父亲。 后来，我知道黄是桂系军阀元老。 1949年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人坐船北上的1949年春天，父亲去世了，后来知道了“北上” 1949年5月4日，我和立勤在香港码头，乘坐了一艘开往韩国的货船。 实际目的地是去天津。 当时英国政府不允许直接与新中国交往，即使船到达釜山、仁川寄港码头也只是卸货，不允许乘客上岸行走。 乘客有几十人，其中郭沫若的夫人有立群和孩子们，刘尊棋的太太和孩子们，舒绣文等文艺界人士，还有达德学院的学生。 领导上周回来了，但我从没在船上见过他。 到天津后第一批和他一样穿黄色卡其制服的人先下船，走在前面和欢迎来的人握手，然后通知大家下船。 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华全国信息运营商协会筹备会的代表拍照 前排(从左开始):邓拓、杨刚、胡乔木、金仲华、王艺生。 中排:徐铸，徐迈进，逸群，邵宗汉，赵超构造。 后面:张磐石、刘尊棋、陈克寒、储安平我们在天津住在利顺德酒店，去北京找到曹孟君(我们叫她阿姨)，知道父亲准备随着陈毅军的南下接受上海。 妹妹和中央统一战部安排的前门外西河沿线永安酒店 5月末，统战部在北京饭店庆祝上海解放，举行欢迎我们民主人士家属到达北平的联欢晚会，李维汉站在会场门口，和我们每人握手，饭后举行舞会，周恩来和白杨舞 当时加入军队，参加了热潮，我打算继续升学，曹孟君说父亲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参加工作。 1949年6月，我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1月毕业 我们有500名同学成为大队，南下广西，到达桂林后，我们总共有50名同学被集体分配到公安部门，除了直到退休，用那种语言诅咒也不度过的“文革”，公安员工几乎都是我 (原载《世纪》年第6期，责任:周峰，自媒体: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