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我读︱《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民族切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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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选择战争”、《日》加藤阳子着、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年9月出版年初秋，我去过长崎，自然也去过长崎原子弹纪念馆 离纪念馆稍远的地方有所谓的“原爆点遗迹”，北侧有纪念公园 在公园的时候，被不远的棒球场的欢呼声所吸引，接近后才知道在打高中棒球比赛。 坐在观众席上看到热血少年投球，自己的想法停留在纪念馆的历史上 这些“球童”的祖父们、曾祖父们可能在那场战争中被杀或被杀 现在的他们会面对怎样的战争记忆呢？ 前后两个场景的对比度很大，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战争的记忆实际上很少被继承 这种困难的传承还依赖于许多复杂的社会机制 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两三十年间，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忆范式也开始动摇 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曾经将各种“历史修正主义”归纳为九种:一、“日本不是实施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唯一国家”； 二、“战争和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为亚洲国家的独立解放发挥了作用”。 四、“日本不得不在英美开战”。 五、“日本发动了战争，但没有领土野心”。 六、“如果承认是侵略战争，战死者就不是狗的死”。 七、“昭和时代的战争可能不是正义的，明治时代的战争值得称赞”。 八、“不应该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评价当时的行为。 九、“战前和战时的事件与战后出生无关” 对于这些论调，山田朗认为大部分其实是“假问题”，学术研究行业很容易驳倒。 其中，最棘手的论调是第9类“战前和战时事件与战后出生无关”的论调 山田朗教授也承认“让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承担他们出生前的战争责任，似乎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他进一步指出，“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来说”他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法是理解战争的历史，清楚理解前人犯的“错误”和“犯罪”。 上世纪末以来，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努力向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传播正确的战争记忆 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中，东京大学京大学的日本近代史专家加藤阳子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她不仅在学术行业留下了很多功绩，而且努力把专家学者们积累的知识和成果转换成日本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普遍共识，特别是在培养年轻人的历史认知方面不遗余力。 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轻人为对象，出版了特辑《日本为什么选择战争》。 这本书的基础来自于2007年末到2008年元旦期间神奈川高中连续举行了5天的历史讲座，为高中生整理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如何走向造成最大灾害的太平洋战争。 加藤教授的这本书以面向高中生的历史讲座为开端，他说:“我相信尽量充满临场感的口吻，不仅不会让年轻网民喜欢，也不会辜负年龄更大的网民对书的期待。” 实际上，从专业研究的学术立场阅读也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与自古流传下来的国别史研究不同，加藤教授始终从国际立场关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史范畴，以长远的观点一起解体，让网民在做法论上也收获新的知识 例如，在提到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军政体制时，与美国、俄罗斯进行比较。 或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总力战理论”中论述了当时日本各界对战争形态的想象，及其想象如何加快了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步伐。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不像地动说那样通常只以日本为中心，我也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角度审视问题，尽可能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武士自杀是‘切腹’，但武士切腹需要介错人。” 日本今天走上了全民族的切腹之路 上述策略只是八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胡适的“战略”是指中日可能发生冲突的预测，即日本的侵略战争将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前奏 也许是因为这个比喻生动，战后的中日历史学家喜欢引用 加藤阳子教授在《日本人为什么选择战争》中引用胡适的这个比喻，也列入了第四章的标题 “胡大使”见识的广度、预测的正确性，不言而喻 但是，“日本切腹”这个词不是胡适所独有的 另一个美国同行者和他看到的差不多，更早地讲了同样的比喻 约瑟夫·格鲁驻日美国大使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说:“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可以完全突破政府的限制，怀着错误的爱国心，做接近‘民族切腹’的事情。” 7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再次采用了“民族切腹”一词 他是这样写的。 “如果寻求和解的努力归于失败，日本的钟摆可能会再次回到以前的角度，走得更远。” 这又导致了他们所谓全力进行的拼命斗争，忍受着外面的经济封锁，冒着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的压力屈服 加藤教授的这本书描写了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过程 比起纳粹德国，日本的这个过程似乎是“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 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 “确实，日本帝国主义朝向末日在宏观上具有一贯的历史必然性，但越是从微观的立场注意，实际上这是巨大的不合理的决定累积的结果。 珍珠港事件，如卢沟桥事件之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最初下令进行所谓的“不扩大主义”，但最终在杉山元、武藤章等“强硬派”军官的威胁下同意“增兵” 另一方面，当时的近卫文磨首相为了通过表现强硬的角度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放任了军部的失控，还制定了更激进的侵略政策 日后，代表日本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书的重光葵外务大臣这样评论道。 “政府一边多次说不扩大方针，一边事实上扩大事态。 结果，政府和军部一起呼吁“惩戒中国的圣战”。 珍珠港袭击之前，也重复着类似的场面 当时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对部下这样说。 "失去战斗机的日本可能会在不利的时期迎来战争. " 如果迟早要发生的战争，最好趁稍有胜算就去 ”这种近乎鲁莽的决定逻辑接近赌博，但在实际的准备过程中极其不充分 在海军省从事后方支援工作的保科善四朗中将对当时马马虎虎的状况感到吃惊。 "开战的准备太随便了，像做梦一样. " 作战是在纸上谈兵，甚至写着完全不能采用的武器装备 年8月，关于昭和天皇的新史料战后首次发表了宫内厅长官田岛道治的《拜谒记》，共计18本之多 其中，田岛和昭和天皇记录了613次超过330小时的对话，但这些对话的记录大多没有收录在以前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中 据《拜谒记》记载，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前同意东条英机组阁是因为“我认为东条是唯一能管辖陆军的人”。 这就像选择“纵火犯”进行“灭火”，可以预料到结局 加藤教授把这种言行乃至决定揶揄为“闹别扭”的赌博，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精英们经常注意不到日本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扩张主义、冒险主义、没有远见的国际观 就像她在着作中引用的水野广德的评论那样，“日本是个不能战争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资格独自进行战争，和平时期无论怎么扩充陆海军的军备，也不过是没有基础的沙上楼阁”。 上述发言在当时的日本看起来像是“异类”，其实很多日本军政高层都暗自有同感，随波逐流，没有人挺身负责。 丸山真男比喻成对着风车的堂吉诃德。 “怀着对失败的恐惧颤抖着，闭上眼睛冲进去 如果他们说他们想要战争，这句话不是假的。 即使他们说不想打仗，也许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战争的道路就是事实 政治学家南原繁在得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那天，唱了一首短歌:“超越了人类的常识，超越了学问，日本与世界为敌。” 在南原繁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开战的行为令人吃惊。 因为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太大，没有任何胜算。 但是，奇怪的是，当时的日本当局不仅没有“隐瞒”的差别，还试图以此鼓舞国民的斗志，“煽动民众的危机感”反而成为笼络人心的捷径 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高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而赋予了侵略战争的“合法性” 日美开战一周后，发表了“大东亚战争和我们等的决议”一文，“我们一直怀疑日本是不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下欺负弱小。 ！ 在东亚建立了新的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今天变成了铭刻在我们心中的决心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决心……这样看来，在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的牺牲已经不是不能忍受的事件了 尽管是没有胜算的战争，但尽管是没有道义的侵略，当时的日本选择了战争，选择了“民族切腹”的道路 重读《日本为什么选择战争》，想起了约瑟夫·格鲁的一节 当他得知日本于1933年3月正式宣布国际联盟时，他评论说。 “大部分日本人真的有欺骗自己的惊人能力。 他们打心底里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种心理状态知道哪个厚颜无耻，但比失败者更难对付。 大部分日本人，智者也在其中，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变强了 实际上，加藤阳子教授的论述说明了这种使格鲁大使困惑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日本现代化之路是如何与双胞胎纠缠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并不古老，今天也更有意义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