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研究“先党委后董事会” 国资委为国企改革党建“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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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SASAC市委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党建工作的文件。文章说:企业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管理问题，必须由党委(党组)研究讨论，然后由董事会和管理班子作出。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聘用的领导体制，坚持党管干部与依法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经理、经理依法行使人权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创新有效途径，确保和落实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企业选聘中的主导作用。

众所周知，在中国，涉及国有企业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目前，中国有超过117万亿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并且一直在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决定了国有企业问题往往是一个具有模式意义的重大问题，伴随着旷日持久的争论和反复的政策博弈。

政策博弈的焦点，除了人们一直在讨论的民族进与退或民族退与民族进的问题外，更多的是集中在国有企业身份的界定上。

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总经理和党委分开设置，避免了高层领导负担过重和党委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理想状态是党委代表国家利益，从国家整体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大局等维度把握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注重发挥非常规监督和引导作用；总经理是商业利益的代表，从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角度协调资源配置，注重经营管理职能，形成党关注国家利益、职业经理人关注商业利益的利益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然而，理想是满的，而现实是非常瘦的。国有企业决策结构中的权责模糊，往往导致利益选择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既要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进行决策，又要从国家的角度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一味强调市场化改革，很可能会吞噬掉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看似制衡的机制会导致决策的僵局。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致仕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祥云在专著中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价值是多元化的，它经常出现在政府、国有企业、行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作为改革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南方的橙色和北方的橙色。

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这样的问题，2015年7月20日，中央纪委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当务之急》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中央企业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党的领导弱化造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党组织本身。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得到了维护和加强，以前董事会说了算，党的领导被削弱和边缘化的局面，转变为党委监督、书记制衡的新模式。党委、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的内部决策圈，进而形成新的权力结构。

在具体实践中，党委在把握国有企业发展方向时，必然会涉及到企业的具体运作。但是，党委书记的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管理党的作风和廉政建设，也不在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在于国有企业的政治方向，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企业的经营要体现和贯彻国家的经济战略。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思平认为，按照党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标准和要求，董事会在经理人才市场上自主选拔和聘用合格的经理，保证了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不违背党的路线和政策，不违背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使国有企业经营和发展好，是党管干部在企业中的最佳实现形式。上级党组织和产权单位要加强董事会建设，选举董事长，确定经理的选拔标准和程序，加强对董事会人员选拔过程的监督。《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陆宁在2015年写道，只要党的领导得到加强，混合改革就不会带来严重的麻烦。他认为，前几轮混合改革不尽人意，包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显著成绩，但社会整体评价不高，是因为党变相甚至直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和整个国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和监督。

从这个角度来看，纠缠于权力的收集或释放，正如学术界继续讨论民族进步和人民回归的问题是民族退却和人民进步的问题一样，它本身也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它将长期存在于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并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出现。

最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会导致人们利用他们的权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权力的收集实际上为国有企业的无边界扩张设置了一条红线。因为在经济环境充满变数的时候，国有企业往往因为其制度优势而相当强大:根据公开信息，在上海赢得古村的信达地产是信达资产的直属子公司，隶属于财政部。新深圳总价地王的赢家——电力建设联合体，也是一个中央企业联合体，其中中国电力建设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的直属企业，房融房地产是中国金茂的子公司，中国金茂的最大股东是中化集团，中化集团也是SASAC的直属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