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结合”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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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发展难度加大。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如降低利率、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加快营地改革、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等。，实体经济企业仍普遍反映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税收负担和物流成本相对较高。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实体经济中开展降低企业成本行动，将“降低成本”作为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努力发挥“组合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那么，如何玩“组合拳”？我们认为，要注重“五个结合”，统筹兼顾，实施精细化政策，有效降低重点行业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帮助企业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逐步增加新的供给，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增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能。

首先，我们应该把降低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成本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有必要充分认识到，在实体经济中降低企业成本不是最终目标，成本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些成本适当上升可能是件好事。例如，劳动力成本的合理增加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折旧成本的增加有助于加速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R&D投资的增加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这些也表示为成本，但这些是合理的长期成本，有利于提高工业竞争力。我们的政策应该关注那些短期的高而不合理的成本。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降低成本不是根本目的，而只是一种短期手段。在当前通缩压力下，要坚持稳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采取适度宽松和精确宽松的政策，促进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相结合。

第二，坚持短期具体措施与中长期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企业成本高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本质原因。因此，有必要将短期的具体治理措施与中长期的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在短期内注重治标措施，引入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在长期内更加注重治本，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政策目标不仅要注意短期绝对成本的下降，还要注意长期相对成本的下降，即各种成本在经营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并注意长短结合和整体实施。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化行政管理，下放权力，放开管理，建立负面清单，建立合法、规范、透明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形成公平竞争和企业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劳动力、金融等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多元化、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资源，服务各类企业。

第三，要坚持政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挖掘企业内部潜力相结合。应当指出，企业是工业发展的主体，也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提高效率的主力军。要把政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坚持降低外部生产成本，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降低成本政策的效果不能转化为培养企业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和惰性。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规范治理，培育内部力量，转型升级，更好地引导企业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品牌。从企业内部来看，要强化成本意识，优化管理流程，全面控制成本，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和费用，努力实现从成本节约到成本规避。

第四，坚持综合政策与多政策、分类政策相结合，对症下药。企业的高成本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和改革不到位。因此，应从各方面、各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协调好“五位一体”(宏观政策要稳定，产业政策要准确，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现实，社会政策要支持)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同时，也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增强针对性，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

最后，降低成本应与供应方改革的其他关键任务相结合，如降低产能、减少库存、降低杠杆和减少供应。供应方改革的五大任务，即“三步走、一降一补”，是密切相关的，必须协调推进。例如，降低实体经济中企业的成本可能成为激活“僵尸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给“去产能”带来一定的困难，需要针对不同行业甚至特定企业制定更精确的政策和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又如，为了应对一些成本削减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矛盾，特别是结构性减税和社会保障率下调导致的财政收支矛盾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缓解财政收支矛盾，通过“组合拳击”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为空带来新的减税和减费空间。然而，这可能给政府带来“杠杆效应”，是否通过政府的“杠杆效应”来“降低成本”和“去杠杆化”企业和实体经济，也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