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员：结构性问题财政政策更有效 货币不宜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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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NPC周学东提出了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要注重改革措施和财政政策的建议，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NPC尹兴山提出的依靠财政政策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建议不谋而合。

不应过度依赖

货币政策

尹兴山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三个时期叠加和新旧权力转换的痛苦时期。随着需求侧“三驾马车”总体放缓，中央政府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引领经济工作，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短板”五大任务，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分配结构等深层次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供给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尤为突出。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合适的货币政策环境。然而，货币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应过度使用，否则泡沫将很容易在金融体系、房地产等领域积累，形成系统性风险。建议深化改革，简化管理和权力下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刺激市场活力，特别是私人资本的活力，并利用财政政策实施结构性减税和减费。降低企业成本，从根本上改善供给方面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周学东说。

尹兴山表示，社会上很多人希望通过货币政策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在实践中，中国央行运用定向RRR减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定向再融资等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引导资金通过信贷渠道流向实体经济及其特定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日益成为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一种总需求管理政策，货币政策在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上的作用有限，许多因素制约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

解决结构问题

财政政策更有效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税收、税率和优惠政策，实现对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定向支持或调控；在财政支出方面，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倾斜不同领域、行业、地区甚至不同收入群体的支出，促进生产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周学东说。

尹兴山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表示，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首先，财政政策的目标更侧重于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如调节收入分配、支持中小企业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货币政策一般侧重于稳定价格，通过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的调整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具有总量的特征。第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更有利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通常首先作用于某个部门或行业，最终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然而，货币政策一般不是针对特定的行业或部门，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取决于不同行业的不同经济条件和风险偏好。

主要依靠改革和财政政策

解决结构问题

关于如何依靠改革和财政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周学东建议:“加快供给侧改革，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短板”五大任务，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市场进入门槛，特别是逐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的行业，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第三，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改革促发展，大力推进农村户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两位代表建议，一方面，应实施更积极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并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企业的各种成本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减费来降低，这可以对冲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刚性上升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将公共投资重点转移到新型城镇化和民生保障上来。同时，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和资产证券化，可以适度扩大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提高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此外，两位代表还建议妥善处理政府投资稳步增长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

此外，尹兴山建议，要充分发挥金融资金的信用增级作用，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目前各地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大多处于起步阶段，政策性担保贷款余额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不到1%。建议各地加强政策性担保机构建设，力争“十三五”期间，政策性担保贷款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底达到10%左右。同时，政策保证率应逐步降至1%以下，以有效减轻小微企业负担。

在议案中，周学东还建议货币政策应与供给方改革紧密配合，与时俱进，为改革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要做好与供给方结构改革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调控，就要防止结构调整过程中总需求的意外下降，从而为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时间，同时又不至于过于宽松，妨碍市场的有效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