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去产能有自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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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供应方改革的五大任务中的第一项，去产能在中国一直是“进行中的”。然而，最近有外国媒体报道称，2015年中国永久关闭的钢厂不到钢铁总产能的2%，同期约有1/3的产能闲置，令人担忧中国产能削减进展缓慢，并面临挑战。

在这方面，专家表示，解决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中国的产能削减将综合考虑市场自身规律、新旧经济力量的转移、社会民生保障等诸多因素，不可能简单地将削减多少产能、关闭多少企业作为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

“囚徒困境”需要解决

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故事非常有名。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的背景下，个体理性往往战胜集体理性，不合作成为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如今，在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中，虽然几乎所有企业都明白，只有共同提高产能，才能挽救整个行业，但每个企业都希望别人先减产，并能坚持到最后，甚至抓住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粗钢产能约为12亿吨，利用率不到67%。在世界范围内，一般认为将粗钢产能的利用率保持在80%以上是合理的。根据这一计算，中国的粗钢产能应该减少到10亿吨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一方面，转型期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政府“稳步增长”的反周期调控手段，这将带动国内对钢铁、水泥、玻璃等产能过剩产品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中国许多产能过剩的企业实际上在环保、安全生产、土地利用等方面都达到了国家标准。，而且很难通过严格的执法来减少它们，所以许多企业将永远站出来，希望生存下去。

“加快去产能步伐最重要的是利用市场逆转机制。没有必要用灵活的运作机制来干涉私营企业。主要从行政支持因素较多的国有企业入手，减少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中的资源倾向，鼓励它们率先发展。降低生产能力。”当谈到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时，曹建海说。

新旧并重

那么，中国产能削减的速度应该像外国媒体预期的那样快吗？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解决产能过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重复性。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经济体已经花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来消除过剩产能。中国的减排能力远远超过上述国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要准备持久战，不要急于求成。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去产能是一个重新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的过程(爱基、净值、信息)，产能过剩本质上是一个突出的供给结构矛盾。以玻璃行业为例，我国普通平板玻璃严重过剩，但优质浮法玻璃的比重较低，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和从属地位。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不足，一些高端汽车、高速列车和飞机用超硬玻璃仍需进口。

由此可见，去产能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降低原有过剩产能，还包括改造和提升原有产能、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即使从产能削减量来看，今年1-5月中国原煤产量下降了8.4%，粗钢产量下降了1.4%，中国的产能削减速度并不慢。

事实上，产能过剩的行业正在努力“开发新产品”，同时“淘汰旧产品”。例如，近两年来，国内外页岩气用户对高强度连续油管的需求迅速增加，但这种油管的生产工艺复杂，对生产控制的要求很高，因此国内外很少有钢厂能够生产。有鉴于此，宝钢集团在多轮实验室试验的基础上，成功试制了超高强度连续油管用钢ct130，并及时占领了市场。

“为了降低生产能力，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市场的作用。政府在稳定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经济效益，不要盲目上马项目，让产能过剩的企业变得依赖。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人力资本的建设上，如科技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曹建海提醒道。

社会民生应该见底

如果将减容比作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条曲线，速度过慢会影响转型进程，速度过快会危及行车安全，行驶不稳也会伤害乘客感情。

专家指出，产能过剩的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去产能压力，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也相对僵化。因此，这也是确保无“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祥全表示，虽然这次要安置的员工不会那么多，但仍然非常困难。曾祥权指出，如果一个企业一次裁员数千人，这些工人涌向社会后，议价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收入和心理上的差距。因此，分地区、分行业、分步骤释放失业风险非常重要。在具体操作上，政府应出台有效的就业服务措施，如加大就业市场软硬件建设投入，启动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工程，制定困难企业税收政策和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等。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估计，煤炭和钢铁行业产能的解散过程将涉及180万名员工的分流和安置。幸运的是，许多企业在员工安置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杭州钢铁有限公司为每个被分流的员工提供12种选择，包括退休、终止劳动合同、自营职业和服务输出。这些分流安置渠道在经济利益上相对均衡，避免了单一的选择渠道和对员工利益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