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发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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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绿色发展的概念是一种舶来品。当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法规支持绿色发展、规范企业活动、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中国还很薄弱，尚未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绿色转型与发展(5)

张新华

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过程中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和未来，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阻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观的滞后，尤其是对发展的片面理解。第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绿色发展不相容。三是国家治理机制与绿色发展不相容。第四，绿色发展基础能力欠缺，尤其是科技支撑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这些方面可以归结为发展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机制的阻力和基本能力的缺乏。要重视这些障碍，从转变发展理念、改革治理体制、创新治理机制、加强能力建设等方面努力消除这些障碍，确保绿色转型发展顺利进行。

发展观的滞后和落后

发展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和转变也有很大影响。传统的发展观维护着传统的发展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惯性，这种惯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这对发展模式的转变极为不利。对中国来说，绿色发展的概念是一种舶来品。当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法规支持绿色发展、规范企业活动、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中国还很薄弱，尚未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首先，只有gdp增长才是英雄。盲目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环境和社会的承受能力，雾霾天气、严重污染的河流和地下水以及大量资源的枯竭造成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简单地注意吸引投资。地方各级官员通过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免费或低成本使用土地、水和电，吸引了大量投资来发展工业项目，特别是大型工业项目，以满足绩效评估和个人晋升的需要。此类项目的启动对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只注重吸引投资，却忽视了许多进口建设项目带来的新污染源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三，我们应该只关注财政收入。通过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大量的物质资料被投入到创造gdp成就和追求gdp高速增长中，忽视了gdp质量、人文环境和资源环境指标，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向自然索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四，绿色消费的概念相对薄弱。中国的生态环境意识普遍较低，这使得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难以渗透到各级政府、生产企业和公众的自觉行动和行为中。忽视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必然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问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导致生态危机。

治理体系的过时和束缚

首先，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尚未理顺。中国的生态环境由多个部门管理，分散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现象突出。

其次，各种规划都是不协调的。规划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类型多样，体系结构复杂。各种专项规划相互孤立，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协调，耗费大量时间和技术成本，导致规划时效性下降，实际实施与规划偏差较大。

第三，公众参与薄弱。由于信息披露不足、公众对一些问题认识不足、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公众无法提出建设性意见。即使公众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他们有时也不能做出回应，也不能吸引注意力。因此，公众认为他们的意见对于环境治理决策来说微不足道，参与积极性不高，流于形式，深度和广度不够。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很难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影响决策的实施效果和效率。

同时，立法修订工作还存在着滞后的问题。

治理机制的缺失与缺陷

首先，缺乏市场交易机制。首先，产权交易机制尚未建立。第二，有效的竞争机制尚未建立。

二是资源价格机制不完善。中国大部分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价格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不能反映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如市场供求、资源稀缺性、生态环境破坏和恢复成本、生产安全成本等。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尚未理顺。我国资源产品之间的价格比较不合理，上下游之间的传导不顺畅。煤、电与天然气、原油与成品油的价格比较仍然不合理。特别是，煤炭价格和电力价格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长期积累，天然气的出厂价低于替代能源的出厂价。各地开展了煤制气、油制气和天然气加工项目竞争，部分地区天然气供需矛盾突出。电力成本与销售价格的脱节，输配电价格与上网价格的脱节，使得能源的优化和调整变得困难，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市场化定价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中国的石油、电力、水和天然气资源仍主要由政府定价。在能源领域，由于能源垄断管理体制和监管机制的不足，政府在一些能源领域缺乏透明的价格成本。

第三，生态补偿制度缺失。包括脆弱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的基本制度缺失；生态补偿政策法规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第四，缺乏监督制度。缺乏统一的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目前，工业点源、农业面源、交通移动源等各种污染源排放的所有污染物，都受到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等各种污染物接收介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这种监督体系不够权威和有效，难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难以形成建设生态文明的合力。

第五，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严重缺失。政府财政投入的有效性不足，投融资仍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由于政府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资金来源不合理、投资政策模糊或摇摆不定，投融资导向力度弱、有效性不足。

基本能力的缺乏和薄弱

工业体系薄弱。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各地重工业结构问题相当严重。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石化、钢铁、水泥等高能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行业中所占比重较高。

煤炭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来源。中国能源的特点是“贫油、少气、富煤”。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6.0%，天然气占5.8%，水电、核电和风电仅占9.8%。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30.1%，天然气占23.7%，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占13.8%。世界能源结构正在向高效、清洁、低碳或无碳的天然气、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发展，而中国的煤炭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

技术支持能力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从“黑色”向“绿色”转变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科技整体水平相对落后，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储备不足。

绿色发展绩效没有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一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绩效考核注重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和生态效益等重要指标。以破坏和牺牲蓝天、青山、绿水等自然资源来换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成果的观点，导致了重发展轻保护的现象。二是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破坏责任终身问责制度没有落实，领导干部的行为难以激励和约束。

传统发展道路的依赖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想法，提出了“探索新路”、“转变发展方式”等战略思想，但增长的特点仍可以概括为“三高三低”:即传统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收入、高速度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备注:【绿色转型与发展】由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谢美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新疆自治区党校讲师)和王兴杰(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价中心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这一章是张新华写的。 ]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黄俊义《绿色转型与发展》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