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田的“三农”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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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田

1931年8月出生，曾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和高级经济师。1949年加入工作后，一直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研究，获得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荣获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被农业部表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模范人物。作品:《神农之魂——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当代农业》(1949-2009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经验回顾》、《不平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

我们的记者李成钢

退休后的忙碌生活

1993年7月，郭、等一批经济学家应邀到海南考察农产品批发市场时，临高县发生一起车祸，造成蛛网膜出血。8月14日，正在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郭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65岁生日，是我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我在海南岛的一次车祸中住院。”

在他的日记记录中，即使在他生日那天，也很难改变他忙碌的身影:1994年生日那天，他在内蒙古考察，在从丰镇到凉城的公交车上；1995年我生日那天，我去了内蒙古何琳参加了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举办的当代农民研讨会，然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2001年我70岁生日那天，我参加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和在中国东北长春举行的农民增收研讨会。郭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农民收入的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特点。提交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论文。下午会议的总结。今天是我的生日。吃饭时，请服务员做一碗面条。”

正如他的家人所说，郭舒天退休后“更忙”。

郭舒天一生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1992年经农业部党组批准，在“逾期”一年零两个星期后退休。郭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1991年8月1日，郭应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霍英海姆大学的邀请，访问并考察了德国。离开之前，他去了时任农业部长的和主管农业的副部长马，并要求办理退休手续。刘忠义问:“你还不到法定年龄吗？”郭说:“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我60岁生日了。我从德国回来，要两个多星期。”

但是，由于农业部全面工作的客观情况，郭的退休申请直到1992年8月28日才被批准。

退休后，郭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者。退休后，郭因熟悉“三农”问题而更加忙碌，在国内外担任过近百个社会和学术职务，主持过几十次“三农”专题研讨会，主持过许多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十几个国家重大项目。退休后的前10年，他编辑出版了18部专著，编辑或参与编辑了20卷(卷、集)系列手稿，参加了64次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撰写发表了392篇文章，总字数超过168万字；到各地进行研究，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中央党校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讲课，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郭很难准确地记录下这些忙碌的内容。

当然，在这种忙碌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也让郭感到欣慰:

2000年2月23日，郭、等四位学者联合向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要改革农业税，取消农林特产税、屠宰税、教育附加税、三提五制、农民两工等不合理负担，改革乡镇机构，实行精简管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副总理温家宝对这一建议作了指示，并印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参考。3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农村税费改为税收。

此外，郭关于中国农村和农业改革的许多研究和建议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尽快制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建议有助于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纳入国家立法计划；完善粮食购销体制的建议促成了粮食直补政策的出台；发展奶业的建议将中国奶业的发展纳入了国家“十五”计划；“生物质能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和能源建设研究”的开展，推动了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对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重视，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

郭在给孙松松和的《我的十点意见》中说:这不是谦虚；是曰不辱；没有闲着；并不傲慢；这并不奢侈；不是空的；不害怕；它不是邪恶的；是曰不作弊；是曰不恶。在这本《祖训》中，郭对儿孙说:“以上十句俗语也叫十条戒律。总之，诚实是家庭传播的方式。我很遗憾我的力量不够。我希望你是好的和有效的。”

正是这种终生的行为准则，使郭舒天在思考农业、农村和农民事业时热情而勤奋。“他喜欢农村，热爱农业。他愿意为农民服务。退休后，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一直在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奔走呼号。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行为反映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这是农业部党组对这位60岁党员的评价。

劳动力流动与城乡二元结构研究

郭的学术成就之一，是通过观察农民工潮，在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分析和城乡二元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规模呈上升趋势。郭认为，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即“民工潮”的兴起，是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运动，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这是客观的必然，并没有偏离人们的意愿。”认为，第一，长期以来，在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下，农民被禁锢在农村而无权进入城市，造成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重要来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民一定会冲破这种禁锢，在更长的时间内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也是农民获得新的生存权的必然选择。第二，长期以来，城市居民和农民在各种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后，稳固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断裂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这为逐步缩小这种差异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历史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以寻求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第三，虽然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但其吸收能力近年来有所减弱，许多地区的乡镇企业仍然是空白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外出寻找就业机会是很自然的。第四，由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很低，而在城市工作和经商的收入很高，这就像一块磁铁，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第五，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这自然会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流向东部地区。第六，在过去，农村地区是封闭的，信息是无效的，系统是严格限制的，这使得它很难流失。如今，农村地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获得信息，这自然会增加外出就业的动机。

事实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起源于新中国的成立，而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它具体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农村经济同时并存，城市和农村相互隔离、独立发展的经济结构和状态。

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巩固甚至加强城乡隔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例如，李一宁明确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城乡二元体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户籍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分离。陆一龙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体中，而城乡二元体制是由制度安排或人为因素导致的城乡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不平衡发展模式造成的。童将城乡二元体制定义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主要由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组成，经过30年的发展，逐步完善和强化。郑认为，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在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三个方面制定了偏向城市和产业的政策，形成了以农村积累为核心的城乡关系。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手”的政策，调整了城乡关系政策。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

郭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和社会结构的分化。

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开始大规模分化，这是中国农民运动前的历史，是生产力的伟大解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进步，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重大转折。

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分化的形式，一是不离开农村，这是农业劳动力分化的基本形式，即在社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第二，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农民已经突破了农村社区的范围，进入县或县以上城市兴办第二、三产业。第三，离开家乡的农民大多从事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少数仍从事第一产业。这是因为在一些大城市的郊区，绝大部分当地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无法也不愿意经营农业，所以承包的土地被转包给其他地方的农民，这是季节性和常年性的，从而造成了容易耕种的局面。第四是农民城市，依托乡镇政府的区位优势，采用农民投资的方式发展城市建设。第五是农民工潮，主要指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第六，在城市的农村地区，在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中，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集体在城市的郊区建立了“农民村”。第七，新中国街，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有条件走向国际，在国外建立和扩大中国街。八是二次创业，即农民的逆向流动和向更高层次的回归。

郭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巨大分化必然反映农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1.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第一个层次是种植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下降；第二个层次是农业方面，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分化，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与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是相适应的。在农业中，种植业比重下降，而多种经营比重上升。种植业中，粮食播种面积比重下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上升。这种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对改善农产品市场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发挥农民劳动力的潜力、增加农民家庭收入也有着明显的作用。

2.农村经济结构。农村工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十分迅速。与此同时，非农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公有制企业不再是“必要和有益的补充”，而是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与公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上，其中货币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实物收入的比重减少。

3.城乡经济结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巨大分化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形成了以第一产业——农业为基础，第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和增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农村劳动力的巨大分化也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1.人口结构。由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农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

2.职业结构。农村劳动力的分化最明显地体现在职业的分化上。在很大程度上，“农业人口”只是一个户籍或居住区的概念。在现实中，它被划分为八个不同利益的职业阶层，如农业工人、农村工人(包括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工)、农村雇员、农民知识分子、农村个体商人、农村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经理和农村经理。

3.家庭结构。首先，家庭的资产结构。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随着劳动力的分化和职业的变化，家庭也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从“无产者”到“有产者”。

4.婚姻结构。首先，婚姻圈扩大了；二是劳动力流动后，流动人口的晚婚率、计划生育率和综合生育率高于非流动人口；第三，自主婚姻显著增加；第四，过去，农村地区的户主都是男性。因为妇女工作和做生意，特别是在其他地方，一些人成为企业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5.文化结构。在农村劳动力分化过程中，无论是在乡镇企业现场工作还是跨地区工作，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土地制度研究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土地制度改革研究也是郭关注的重点之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严重流失，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受到侵犯，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郭认为，土地流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侵犯农民权益的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他们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权力以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并利用经营二级市场的权力以高价向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出售土地。这种“从土地上赚钱”的现象在各个开发区尤为明显。

农村改革以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被虚假设定，出现了大量土地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农民不知道也无权干预的局面。这是土地制度的重大缺陷，是土地严重流失的重要根源，也是土地经营权部门和个人“寻租”腐败的重要条件。实现真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意味着要再次“分田独户”，实施第二次土地改革和土地私有化。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理论研究和探讨。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未能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他们犯了侵犯农民权益的错误。这种情况的理论根源在于不恰当地强调农民是私人所有者，他们每天都在生产资本主义(列宁语)。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毛泽东语)和建立社会主义，这将动摇和否定农民的私有制。实际上，这一思想来源于农业社会主义，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生产力的两次大解放。首先，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次，家庭承包经营已经认识到“耕者有其田”。今后，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该在“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利”的基础上实现“耕者有其权”，使农民的财产权得到真正的保护。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农民权益，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和谐，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其他农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郭说:“当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权时，就是二元结构消失的那一天，也就是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真正实现均等化的那一天，使农民能够放弃对土地的依附，最终与土地决裂，从‘两栖农民’转变为‘市民’。他们只能照办，但不能强迫农民。”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的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村社会进步，就没有国家社会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社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郭舒天说:“这是中央政府说的。”

他认为，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就必须解决产权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了自主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产权不明确，是虚幻的，这是改革第一步遗留下来的问题。就像农夫说的，“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解决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乡镇企业问题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许多地方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可能是解决产权不清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就必须解决规模问题。

中国的家庭经营已经形成了2.2亿超小农户的经济，每个家庭的规模只有0.45公顷，是世界上最小的。它不仅比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小得多，也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小得多。这是制约农业效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农业难以竞争的重要原因。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扩大土地管理规模时，必须了解农民“珍惜土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尊重农民的意愿，走自己的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第二，努力为农民创造更大范围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实现选择第二、三产业的愿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获得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第三，农民进城后，在权利和义务上应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不应歧视农民。

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说:“第一税轻，第二费重，各种摊派没有无底洞。”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民为主的方针，从根本上缓解党政与农民的矛盾，改善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

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组织问题。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连接市场的中介组织；二是农民自治组织，即通过完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来实现农民的民主和自治；三是开发农民需要的新的组织资源和社会组织。实践证明，利用非政府组织发挥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作用比党政机关做各种工作更有效。

要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真正转向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要真正落实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开”的政策，必须建立长效机制，认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只要农民事务做得好，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要搞好农民事务，前提是“把权力还给人民”。郭说:“只要权利真正落实到农民手里，资源就得到很好的保护，开发利用就很合理，不用别人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