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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税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早在2014年初,央行副行长易纲就在《求是》杂志上指出,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费等价格调整措施,将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随后,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多次提到,托宾税正在研究中,未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不排除征收托宾税。
更实质性的进展是此前彭博社的一份报告,称央行已经起草了关于外汇交易托宾税的相关规定,初始税率可能暂定为0,旨在先建立相关制度,而不是立即征收。
所谓的托宾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他提议对即期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交易税,以增加外汇交易成本,减少纯粹的投机交易。
以前也有征收托宾税的案例,但经济总量很小。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新兴经济体经历了短期资本的快速流入和流出。在这两个时期,包括智利、巴西、哥伦比亚、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托宾税措施来应对短期资本流动。
在实践中,除了明确的金融交易税外,旨在提高短期资本跨境交易成本、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的各种机制安排,如无息准备金、撤资税和预扣税等,都属于托宾税政策。海通蒋超团队在报告中介绍道:
无息准备金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托宾税政策工具。无息准备金,即未降低的准备金要求,要求一定类型的资本流入,需要以一定比例存入央行,央行不支付利息等任何补偿。准备金率越高,短期流动成本改善越大。征收外汇流入税是为了缓解短期外资流入造成的本币升值压力。
金融交易税是一种明确的外汇交易税,其内涵更接近托宾税的原始概念。它是针对特定类型的跨境外汇交易而征收的,其特点是税率只与交易规模相关,或者期限越短,税率越高。在实践中,巴西是实施金融交易税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金融交易税是在外汇流入环节征收的,主要针对短期资本流入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
预扣税、撤资税等形式主要是在资本流出过程中征收的,对短期资本流出也比较严格。马来西亚在1999年用基于价格的撤资税收政策取代了1998年实施的外国资本外流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韩国和泰国对外国投资者投资国债征收预扣税。与urr和iof不同,预扣税和撤资税都是在流出时征收的,减少投资收入或增加投资成本的程度也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长度成反比。
但问题是,客税政策的效果令人怀疑,托宾税没有成功抑制外汇外流的先例。海通:
我们从跨境资本流动总量、结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波动性四个方面来衡量托宾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
从资本流入总量来看,无息准备金(urr)和金融交易税(iof)对缓解资本流入没有显著影响。在实施urr/iof的整整四年中,除哥伦比亚(07-08)外,巴西(93-99,09-14)、哥伦比亚(93-00)、泰国(06-08)和智利(91-98)的资本流入规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其中,巴西(1993-1998年)在实施国际投资框架后的四年中的资本流入是同年的三倍以上,哥伦比亚(1993-1998年)是当年的近两倍。urr/iof对缓解资本流入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使用预扣税和撤资税来控制资本外流的国家来说,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韩国和泰国的预扣税政策是在2010年底出台的,所以2011年是政策实施的第一年(t=0),马来西亚的退税率是在1999年初实施的,所以99年是t=0年。t=0时的资本流出被标准化为100。比较预扣税和撤资税实施前后的资本外流,韩国实施预扣税并没有阻止资本外流的迅速扩大,而马来西亚实施撤资税后的资本外流仍明显高于1999年。
从实际利率差的角度来看,在资本流入国中,智利(91-98)和哥伦比亚(07-08)在实施urr后扩大了实际利率差,巴西(93-99)在实施iof期间实际利率差高达12.5%,巴西(09-14)
而哥伦比亚(93-00)在托宾税政策期间保持了较高的实际利率差。然而,在资本流出的马来西亚和韩国,实际利率的差异相对较小,实施托宾税政策前后差异不大,需要进一步观察。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撤出,南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的政策才有效地缓解了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实际汇率升值,对这三个与高通胀作斗争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更糟。然而,在实施urr和iof后,实际汇率升值并没有减缓,而是加剧了。三国货币年平均实际升值幅度扩大,升值压力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缓解,这与urr或iof政策没有直接关系。
在实施预扣税和撤资税的国家中,韩国的预扣税政策覆盖面小,很难对汇率产生实质性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突然宣布采用固定汇率,并于1998年实施外汇外流管制。那一年,林吉特的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20%。此后,人民币在1999 -02年仅小幅升值,并在2003-04年再次贬值10%。撤资税似乎没有对汇率形成实质性支持。
摘要:
1)托宾税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对资本流出的抑制作用不大。
2)在资本流入环境下,托宾税政策对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资本流出环境下,效果不明显。
3)除上述两点外,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托宾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有其他直接影响。托宾税对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没有实质性影响,撤资税和预扣税对实际汇率没有明显影响。
报告称,中国学习托宾税正处于敏感时期,应认真考虑相关措施。
人民币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货币必须符合自由使用标准,即需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用于支付,并在主要外汇市场广泛交易。全面实施托宾税似乎违背了特别提款权的要求。
此外,由于中国资本账户仍未完全开放,采用托宾税抑制上述市场的资本流动并不迫切。
外汇衍生品交易可以放大贬值预期,但对整体交易流动性影响不大,或者成为托宾税政策的首选交易类型。实施的远期销售风险准备金可能被纳入托宾税框架,并扩大到更多的衍生品交易。除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以外,托宾税在其他领域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很小。
标题:托宾税——“从未有成功先例”的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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