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从历史的视角看财税

本篇文章3521字，读完约9分钟

中国金融协会理事李炜光

《证券时报》记者曹宇

作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在财税领域，“没有人了解李炜光。”自去年以来，李炜光先后出版了《每个人的财政与税收》、《权力的边界》和《沉默的纳税人》等书籍。对于62岁的他来说，仍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创作势头，这在国内学术界是罕见的。李炜光的学术专著《中国金融史研究》和《魏晋南北朝金融史》奠定了他在金融史上的地位。他还去了中央电视台的报告厅，做了一个关于“郑硕包公”的报告。近日，《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李炜光，请他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财税制度。

从历史的兴衰看国家税制改革

"金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李炜光说，当我们谈论税收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它是广泛的政治宪章的一部分，与政治权力的制度设置和运作有关，其次是一个经济问题。财务问题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分配有关。在再分配过程中，财政收入完全由政府运作。这不同于企业和公司的收入和支出。要研究金融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看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的特点是，繁荣时期的出现是不太重视税收政策的结果，没有发现相反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个经济发展高峰。西汉初年，西汉第一次实行少缴税的税收政策，这是汉高祖决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延续了70年，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才停止。因此，它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并出现了“文场法则”。当税收最轻的时候，地租被免除12年，也就是说，主要的税收多年不征收。正因为如此，朝廷遣散了大批宫女，减少了宫殿建筑，遣散了大批军队，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腾出了“空室”进行大规模减税。西汉初年，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属于道教，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道教被排斥，而儒家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大多数时候，我信奉法家，走的是富民济贫之路。然而，在历史上，道教在几个时期都有兴盛的时期，包括西汉、唐前120年和清初。

第二次是唐朝。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李，他自称是老的后裔。事实上，唐代李家族的血统并不纯正，长孙皇后也有鲜卑血统。唐太宗以来，对傅一直实行轻则轻的政策，并公开宣布推行道家思想。这项政策持续时间更长，120年。在120年内，国家治理的主要政策没有大的变化。由于长期实行轻税政策，唐代出现了两次繁荣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有两个繁荣时期，只有唐朝，前有贞观，后有开元。今天，唐朝的成就似乎也很了不起。相比之下，当中国在软件和硬件方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是唐朝，它在当时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与其长期的从轻税收政策直接相关，它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统治者可以在其中约束自己的欲望。

第三次是在清初，道家的轻佻赋思想也得到贯彻，也是成功的。

让我们来看看晚清“宪政”与“革命”的较量。结果，革命胜利了，而宪政只有半步之遥，这令人心碎。1910年，清政府成立了财政研究所，咨询委员会也是自己成立的。要把体制内的改革改变到那种程度并不容易——要让一个皇家体制接受宪政和自我约束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政治改革非常困难。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在制定1911年预算时，基本上遵循了西方的做法。议员们非常认真地审批了1911年的预算，并把清政府提交的预算削减了至少四分之一。在亚洲，中国是第一个建立议会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改革的步伐并不缓慢。

当时的会议记录现已发表。成员基本上由精英组成，如官场和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当地的实业家。半数成员由国王任命，另一半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开会，审查政府的预算、政府的行政行动，包括军事部长是否留任的问题。现在讨论和辩论的过程似乎非常激动人心。

当然，众所周知，宪政并没有胜过革命。时代让每个人都前进。1949年后，计划经济全面实施，财政和税收制度照搬苏联模式。直到今天，我们的财政收入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数字，普通人没有办法知道国家预算的真实情况，人民代表大会仍然在通过议案审议预算，仍然缺乏对政府如何征税和花钱的实质性约束和监督。

“税收是政府的政治权力之一。过去，中国一直处于皇权专制的时代，没有权力去限制它。它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奔驰轿车，不可避免地会垮掉。”纵观中国历史，李炜光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反复出现王朝更迭。他说:“一个朝代的结束，一般都是由于税收负担过重和人民的痛苦造成的制度性崩溃。”例如，他说宋代是繁荣的，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但北宋仍然是中国历史上赋税最重、杂税最多的朝代之一，这导致了王安石变法。但它没有逃脱“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北宋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西方也是如此。由于税收问题，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李炜光说。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几乎每一个历史“关节”中，总会有税收问题。英国大宪章，其核心条款是国王应与贵族会议协商并获得同意。那时，国王钱包的所有权开始“转移”。到14世纪末，当下议院成立时，“同意纳税”已经被确立为一项原则。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没有代表，就没有税收”的口号被明确提出，因为税收是由宗主国征收的。法国也是如此。大革命的原因也是税收。税收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中央政府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如何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李炜光说，首先，税收应该合法，主要税种应该立法。目前，18项国内税收中只有3项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国家税务总局还表示，主要税种应在2020年前立法。

现代税收制度的核心是税收管理权。征税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人们可以转移他们的部分权力，例如，日常税收的征收和管理可以由政府来完成。但是，它的前提是必须经人民批准，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立法和授权程序。

第二，我们期待新预算法和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的实施。新预算法应该让人们知道预算和钱花在哪里，同时，它也应该让NPC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审查政府预算。应该花钱的人应该被否决。

最后，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缺点之一是，它停滞在省级以下，没有实行分税制。最初，当地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营地改革后，它被置于中央政府之下，金融系统的改革变得紧迫而复杂。

“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达不到的数字”。李炜光说，虽然中国很多人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这一群体普遍较弱，他们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程度不高。中国的税收制度一直存在压制中产阶级的问题，缺乏促进中产阶级形成的功能。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高于0.47，这与税收制度监管不力直接相关。过去的税制改革追求的是税收的效率，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关注不够，这违背了税收利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为了形成一个由中产阶级主导的纺锤形社会，李炜光认为减税是增加普通人收入的唯一途径。

“无论是公司税，还是个人和家庭的税率和税收负担，中国都存在着过高和过重的问题，需要全面减税。”李炜光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轻税收”往往能带来经济繁荣。轻税并不意味着不交税。相反，我们应该尽力减少不纳税的人数。即使他们只付很少的税，甚至在付完税后还回来，也不应该有太多的人被排除在纳税人群体之外。纳税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税收与现代社会中的“拦路抢劫”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税收制度会产生“积极的纳税人”，因为一个好的税收制度会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所以人们会更积极地纳税。一个好的税收制度可以重塑一个政府。

减税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吗？李炜光说理论上没有问题。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家主导的利润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来看，轻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李炜光的学术主张与中央政府的减税政策不谋而合。2015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减税和减费”。与此同时，以前会议中提到的“结构性减税”直接改为“实施减税政策”。在201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将达到2.4%，今年的数字将“大幅增加”，达到3%，新的赤字将主要用于企业减税。

虽然他在中央电视台谈到了包公，但当被问及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时，李炜光告诉记者，那是苏轼。他说:“苏东坡的旷达和聪明大概是中国文人的极致。”我喜欢他的本性。”

人物简介:李炜光，河北顺平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也是中国金融协会理事、中国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合作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评论》、《魏晋南北朝财政史》、《李炜光财税论》。论文代表作:《公共财政的宪政思考》、《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现代税收的宪政精神》、《逃往瓦朗纳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