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以人为本，以大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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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和完善土地、金融、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政策的出台，为今年和“十三五”期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安排。这也说明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加强。”

城市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这引发了全国人大对城镇化进程的讨论。

城市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张立群认为，城市化实际上是指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善，从而充分发挥人们的才能。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城市硬件建设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都需要同时提高。这种联动过程带来了社会保障、工业服务发展、生活和工作环境改善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的巨大需求增长。因此，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张立群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市化率从17.92%增加到51.27%。城市化仍有一定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较低。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5.33%，而美国的城市化率超过80%，日本超过90%。

《意见》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是潜在的。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于城市化。

对此，张立群表示，城镇化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城市发展潜力巨大，但人口稳定性较低。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只能在年老后回家，回到生活条件艰苦的村庄度过孤独的晚年。如果我们能为这些人创造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不仅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会给城市建设带来更高的要求，包括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等。从而促进城市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城市社会进步水平越高，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效果越好，整个城市化能够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内需增长。

推进建设，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

《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现代化，并从9个方面提出了保障农民进城获得相应社会服务的36项具体措施，其中“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得到了受访专家的普遍认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今年初在《中国经济时报》举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进城”，核心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在这方面，张立群认为，安顿下来是农民进城的最重要的一点。“在城市工作有很多因素，比如看医生、租房、孩子上学，这些都是农民工必须考虑的。如果这些公共服务跟不上，农民就无法融入城市。”

他说，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应该系统推进。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户籍改革，但实际上是一场从背后延伸的社会服务改革。以人为本强调人应该稳定下来，融入城市，形成一种越来越高的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这两个概念与过去的城市建设运动完全不同。对城市化的最初理解是建成区和工商业区的扩张，这是非常片面的。整个城市化实际上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是围绕着人们进行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上处于自发、粗放和低水平扩张的状态。过去，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运动普遍缺乏长远目标和系统性的科学性。

因此，张立群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观念。过去，当财政分成不同的灶时，城市化建设被行政区划分开，没有统一的规划。未来的发展应着眼于大、中、小城市的结合，政府应率先联合规划京津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和城市群的发展，使整个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发展得到普遍的平等推进，从而缓解大城市的过度扩张，解决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矛盾。

因此，城市化的焦点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应该从长远来看统筹规划，大、中、小城市应该共同发展。这样，产业布局就不会过分集中在大城市，从而带动人口的合理分布。